坎坷少年求學路：四門考試三門滿分
張錫祥：我出生于1933年。我曾祖父那一輩從河南逃荒到山西當長工，就在山西成了家。
1939年我開始在村里上小學，直到1945年。這期間城里被日本人占領，成立了縣政府。農村里面是八路軍成立的抗日人民民主政府。我們一邊念日本人要求的語文、算數，一邊偷偷的念八路軍發的宣傳抗日的書。那時村里很缺勞力，因為中青年男子都參加八路軍去了，所以學校里只有冬天上課，一到夏天，老師、學生都要回家種地。
到了1947年，蔣介石重點進攻延安，八路軍的野戰部隊就撤去保衛延安。我們躲在家里，根本不敢在外面活動，生怕被抓去當兵。我那時14歲，當時抓兵名義上要求是18歲，但實際上他不管年齡，只量個子，身高超過1.5米就給抓走了。1947年的秋后，我們村有一個老師在文水中學教書，當時的兵役制是只要上了中學就可以不用去當兵，所以我和三個同學就一起跑到了那里，實際上并不是去念書，而是為了避免被國民黨抓去當兵。
剛到文水中學時一切還算平靜，但到了1948年初的時候，就開始搞自白轉生運動，這個運動的含義就是讓原來八路軍所占領地域上的人們，向他們交代以前都給八路軍干過什么事，還要保證以后絕不給八路軍干任何事，實際上就是劃清界限。我們四個同學是從農村來的，我們村叫東堡村，離云周西村約三華里。劉胡蘭在1947年1月12日犧牲后毛主席為她題詞：“生的偉大，死的光榮”，從此劉胡蘭的名字在解放區是家喻戶曉，閆錫山的兵稱云周西村為“小延安”。所以他們就認為我們是八路軍的人，是八路軍的偵探，對我們四個人進行了三個月的嚴刑拷打，將四個人分開，一人分別住在一間房里，分別審問我們到底是不是八路軍派來的偵探，上的刑法包括坐老虎凳、壓杠子，我們才都是14、15歲的小孩子，確實為躲避勾子軍的抓兵而到文水中學的，打了我們三個月，也沒有找到任何證據是八路軍的偵探。后來由老師做擔保，說我們都是家里的獨子，怕被抓去當兵才來到這里的，就這樣我們才被放了出來。
1948年夏天，文水縣全境解放了。秋后文水中學就開學了，通知我們村的四個同學再去上解放后的文水中學讀書。我們又上了解放后的文水中學，老師知道我們曾受到過嚴刑拷打，對我們幾個都很關心。上了一個多月的課，學校就推薦我們到農村去搞土改，直到1949年5月土改才結束，文水中學和汾陽中學合并，那時我也沒去汾陽中學上學就回家了，在7月份跟著一個親戚去了北京。
到北京后，我在報紙上看到有一個中學在招生，然后就報名，結果就考上了。于是，我就在1949年9月1日正式開始上初一，那年我16歲。當時那個中學的名字是民國中學，是國民黨時期的一個私立學校。那時候，我除了吃飯睡覺之外的所有的時間都在學習，在學校一次考試中，四門課我考了三個100分，一個99分，一下子在學校出了名，從那以后，我整個人都自信起來了。
冬天放寒假時，我也沒有回家。一方面從北京回山西太遠了，另一方面也為了省路費，當時我念書每個月大概七塊錢伙食費，都是親戚資助的。那個寒假，我就一個人在宿舍里自學了一個多月的時間，學完了初一下學期和初二上學期的課程，后來就考了插班生，跳級到北京勞動中學，讀初二下學期。三年初中我只用了兩年時間，于1951年夏天畢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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