博士畢業后，我去美國做了兩年訪問學者。所在的生物醫學光子學實驗室是世界上最好的。我的導師Britton Chance博士被稱為國際生物醫學光子學之父，是八個國家的院士，除了諾貝爾獎外其他獎都拿了，甚至還是奧運會世界冠軍。許多學者仰慕他的才學，都很愿意去他的實驗室分享自己的研究經驗。那段時間我見到不少過去只能在文獻中看到名字的大牛來講課。我在聽課期間就發現，那些大牛們的研究內容基本原理都不難，卻都做出了卓越的成就，原因在哪里？正是他們明白將科學研究與需求緊密結合起來。這就是我與他們的差距所在——空有一身本事還不行，要弄清楚社會對我的研究的需求究竟在哪里。想清楚了需求、有了問題意識，我很快做出了成功的嘗試：針對人腦皮層活動的實時無損監測，提出并實現了基于多通道檢測的近紅外腦功能成像方法，此方法獲得了美國專利。在此基礎上，我進一步獲得了人腦運動皮層活動的近紅外光學映射圖像，實現了與功能核磁共振成像（fMRI）結果的有效配準。合作成果相關文章最早在會議上發表，后來Science專題評論了這一結果。
科學沒有國界，科學家有祖國
駱清銘：在兩年訪問期間，我已產生了回國建立自己的實驗室的想法。1996年底，我發傳真給當時擔任副校長的周濟先生表達了自己想要回校的想法。他第二天就回傳真給我，對我的想法表示支持。我便在97年初毅然回國了。當時的想法就是回國建個自己的實驗室，做些自己感興趣的研究。我在美國參加過幾次生物光學領域的會議，現場華人很多卻沒有直接從中國大陸去的，這讓我更加迫切地想要回國建設發展這一學科。周濟先生給了我很大的支持，我與夫人龔輝以及現已是長江學者及973首席科學家的師弟曾紹群一起創建了生物醫學光子學實驗室。當時學校給我們提供了一個25平米的房間做實驗室，配套20萬的啟動經費。
只要學校提供一個公平合理的競爭環境和自由發展的科研空間，剩下的就靠自己努力了。學生時代這種折騰勁就又出來了。實驗室就是從一條桌椅板凳、一個實驗器材一點點建起來的。此中艱辛不少，但我們都很有勁頭，也很開心看著自己努力建成的實驗室一步步發展壯大。回校兩年之內我們就拿到了4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，其中一項為重點項目。這很不容易，當時學校里的人也都覺得不可思議，因此也認可了光學在生物醫學中的應用這一方向確實大有可為。1999年3月，我成為原華中理工大學“生物醫學光子學”崗位的長江學者特聘教授，成為全國首批73名長江學者中的一員。
那時候我不過33歲，感到十分意外也很榮幸。有了長江學者這個平臺，對于自己后續的發展肯定是有幫助的。當時我的實驗室條件非常差，我們的學生和老師都是在走廊里辦公。有了這個身份和平臺之后，硬件條件就慢慢好起來，可以開展更多、更好的研究。在之后的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答辯（2000年）、生物醫學光子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答辯（2000年）、生物醫學光子學教育部網上合作研究中心答辯（2001年）、“863”專家答辯（2001年）中，憑著緊緊把握開拓創新、另辟蹊徑的思路和從學科交叉融合角度的巧妙設計，我都成功地申請到了項目和基地。
在華中大這些年，我遇到了很多好領導并得到了許多人的支持，這讓我很感激。我有一個觀點——任何其他方面的支持都是在“1”后面加“0”的事情，如果你自己這個“1”立不住，別人再多的支持也沒用。我把自己這個“1”做好了，大家的幫忙才能真正形成有效的合力，我們也才有機會參與國際競爭。
那時周濟校長還通過一件事情幫我把壓力變成動力。大約在99年獲批長江學者時，他就把我調到了新成立的生命學院做副院長。我當時一心只想著學術研究，一聽到這種安排起初思想上還有些抗拒。后來才知道是周校長覺得我們在生命學院的發展空間更大。我也確實在之后得到了充分的鍛煉和發展。我堅持的理念就是只要做好本職工作，在哪里都可以發揮自己的優勢做一些有益的事。后來我還到過光電學院做院長，也參與國家實驗室的管理，都認真履行了自己的職責。我認為這是西電風格對我的影響，我也一直很推崇這種“我是革命一塊磚、哪里需要哪里搬”的部隊風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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