郝躍：我剛才講了，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緊密聯系，形成了我們始終以報國為第一己任。1975年，我高中畢業后作為知識青年下鄉到了農村，去的地方是云南昆明。
在農村下鄉勞動期間，我對讀大學仍然非常渴望。在農村不到兩年，就招工到了云南省第十七地質隊，當了一名地質隊員，地點是在西雙版納州景洪地區，當時這個地質隊主要是在西雙版納找鐵礦。在那里，正好碰到了國家恢復了高考，我們成了第一屆，就這樣很幸運地我考上了西電，當時還叫做西北電訊工程學院。
和很多77、78級的大學生都有相似的地方，我們都來自生活的最底層，來自廣袤的農村、來自工廠的車間，無論是時間和空間，都有一個很大的跨度，我們都吃過苦，都是在廣闊天地里鍛煉過的人。
《西電科大報》：那么多的學校，為什么您選擇了西北電訊工程學院？
郝躍：我下鄉后，過了一年左右便當上了知青生產隊的隊長。說起來原因也很簡單，因為同去的大部分是初中畢業生，高中生很少。別人就說，你文化水平高，那你就當隊長吧。這個隊長當得稀里糊涂的，不是我自己主動爭取的。
在地質隊工作期間，我是一名電工，非常喜歡電，當時確實可以選擇清華、成電這樣的學校，但是那是一個政治掛帥的年代，年輕人心中充滿了對革命的向往，當時就覺得陜西延安是革命圣地，而西安離延安不遠，再看看這個學校的介紹，原來是軍校呀，而且專業又是我喜歡的半導體，所以就選擇了西北電訊工程學院。就是這些簡單、質樸的原因和信念，讓我選擇了西電。
到了西電以后，我很快就被這么一所歷史厚重，對國家、對軍隊和對人民責任感非常強烈的大學所吸引。
《西電科大報》：知青時期雖然艱苦，但肯定也有很多讓您終身難忘的事件，能不能給我分享一下？
郝躍：有一件事，至今想起來，仍然歷歷在目，也許這就是天意吧。
我下鄉那個大隊，當時有一個圖書閱覽室，隊里準備把它改造成倉庫。如何處理藏書？反正沒用了，誰想要誰就去拿。那天白天的時候我有別的事，沒去拿書，等到晚上去的時候，發現所有的書都被翻開了，尤其是小說、雜志等等，被拿得精光，唯獨剩下的就是臺子上的數理化書籍，一本都沒動。
雖然身在農村，但我讀書的心仍然沒死，看著那堆別人不要的數理化書籍，我每樣都拿了一本，捆成一大捆，帶回去放在床下面。1977年，當國家恢復高考的時候，這捆書終于成了寶貝，派上了大用場！因為文革快10年了，讀書無用論的思想已經根深蒂固，這時候很多人想復習高考，卻都找不到資料，而我有一捆數理化書籍。
在準備參加高考期間，我白天堅持工作，晚上也不敢耽誤政治學習，只有等別人都休息了，我才點起煤油燈，繼續學到凌晨2、3點鐘。就這樣，當時我們地質系統有300多人去考大學，考上的就2個人。
這件事情告訴我，無論是在什么環境下，一個人只要肯堅持自己的信念，總會有好的結果。
《西電科大報》：上大學后有這樣記憶深刻的事情么？
郝躍：有。上大學后在西電爭分奪秒的學習情形，以及在西安交大讀博期間導師的諄諄教誨，也是我終身難忘的記憶。
我們77級的學生，大家學習都很認真。那時候西電這塊經常停電，一停電，大家就拿出蠟燭來，點起來繼續學習。遠遠望去，老大樓、西大樓和東大樓燈火（蠟燭）通明，每個人都想把文革中逝去的時間“奪”回來。那一代人，在靈魂里面灌注的關于報效祖國、獻身科技、為人民服務的思想，雖然很樸素，但是卻很強烈。
1987年，我到了西安交大讀博士研究生，跟隨數學家游兆永先生攻讀計算數學。別人都是先學理后學工，我是反過來讀的。我之所以反過來讀，是為了想讀一些在工科方面不可能學到的東西，改變一下自己的思維方式，使自己能夠在邏輯和嚴謹方面更深入一些。在交大期間，導師經常給我講，一定要把基礎打好，科學與哲學是兩個翅膀，缺一不可。至今想起來，這段時期的學習，確實讓我養成了從事科學研究必備的嚴謹思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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